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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步雲：法學界的“預防癌症飲食建設派”
　　簡介：
　　李步雲，中國法治“三老”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法學長灘島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學術專長法學理論、憲法學。
　　以推動法治為畢生使命，首次提出“依法治國”，耄耋之年仍在為中國法治進步奔走，20京站美食13年倡立民間法學獎——“李步雲法學獎”，推動國內法治研究和中外法律和法學交流。
　　2013年，80歲的李步借貸雲決定再做點“事情”。這一年8月份，由他倡議發起的民間法學獎——“李步雲法學獎”在京頒發。
　　頒獎當天，正值李步雲房屋貸款80歲生日，他把獎頒給了比自己大5歲的中國法學界老人郭道暉和長期從事中國法律史研究和中美法律交流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教授艾德華。
　　身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李步雲這樣做有他的道理。“李步雲法學獎”以憲法、行政法和人權領域為限，表彰在這些領域做出傑出貢獻的人。李步雲說，“今年第一次，有點兒終身成就獎的味道。以後會有一些年輕人。”
　　至於頒給艾德華，李步雲的理由是，“他推動了中外法律和法學的交流。”
　　擁有終身成就的不僅是郭道暉，在中國法學界，李步雲本人也與江平、郭道暉並稱為“法治三老”。三人都已耄耋之年，但都在為推動法治進步櫛風沐雨，砥礪前行。
　　如果事先沒在網上看過照片，你一定認不出他是李步雲。黑西裝、條紋襯衫，頭髮染得烏黑，讓李步雲看起來與80歲年齡並不相符。在近三個小時的採訪中，他思路清晰、精力充沛，略帶湖南口音的普通話一直講得飛快。說到興奮處，甚至會揚起兩道又粗又長的劍眉，眼睛圓睜，神采奕奕。
　　很少有人會相信，這位充滿激情的老人曾歷經生死考驗，一生充滿傳奇。而風雨過後，老人愈加簡單、樂觀，“我喜歡和年輕人在一起。這樣，我也會變得年輕”，李步雲說。
　　生死過後的“勇氣”
　　有時，人的命運就像時間長河裡隨波逐流的一葉扁舟，浮沉不定。而對於1933年出生在湖南婁底一個小山村的李步雲，今天能夠以自己的名字設立法學獎項，似乎是一種“偶然”。
　　1948年，才上初二的李步雲便跟著中共地下黨開展革命工作。1950年，參軍剛一年的他就被派往朝鮮戰場。兩年後的一個雨天，他和14名戰友正坐在卡車上轉移，一顆炸彈飛來，八死七傷。
　　李步雲幸運地活了下來，那一年他剛好18歲。生死過後留下的，除了左臂的終身殘疾，還有讓他面對一切的勇氣。之後的幾十年中，從依法治國到人權入憲，李步雲一直堅守立場，率先發聲，被稱作“敢開第一腔”的法學家。
　　1978年12月6日，他公開發表《堅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被公認為是法學界突破思想理論禁區的第一篇文章。
　　1979年9月發表《論以法治國》，首次系統地提出了以法治國的理論框架與制度構想。1999年1月、2003年6月，他又兩次參加中央領導主持的修憲座談會，呼籲把法治和保障人權寫進憲法。
　　中國政法大學原校長、終身教授江平曾對李步雲這樣評價：“我最敬佩他兩點：第一點，他的勇氣，包括學術上的勇氣；另外，我敬佩他的骨氣。”
　　對於一個親身感受過生死剎那的人，活著經歷的一切好像都不再是磨難。他會笑著對你講述每一個歷史瞬間，心中不存一絲怨恨。或許正是緣於這份平靜與坦蕩，在中國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風暴里，李步雲始終淡定從容。對別人、對自己，都是如此。為此，李步雲對自己最滿意的評價之一，是在任何時間、任何情況下，都沒整過人。
　　中南海歲月
　　不同於少年投戎，李步雲青年從文的經歷純屬“偶然”。1957年參加高考時，他還是一個不知法律為何物的年輕人。僅僅聽一名戰友說過，“馬克思、列寧都是學法律出身”，他就在志願表上填報了“北京大學法律系”。而這個選擇，伴隨了他的一生。
　　從1967年7月起，碩士畢業的李步雲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從事研究工作。1979年7月，法學所黨總支副書記突然找上門來，“中央要起草一個重要文件，所里決定讓你參加”。李步雲參加起草的這份文件在1979年9月9日正式下發，叫做《中共中央關於堅決保證刑法、刑事訴訟法切實實施的指示》，也稱為“64號文件”。這一文件不僅取消了各級法院黨委對案件的審批權，還第一次在中共重要文獻中以“法治”取代“法制”。李步雲記得，當時文件的原話是，刑法等七部法律“能否嚴格執行，是衡量我國是否實行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標誌”。
　　“64號文件”的成功，讓李步雲獲得了認可。1980年7月，他被正式借調到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開始了為期一年的中南海生涯。那時，李步雲47歲，正是做學問的黃金時期。
　　講起那段日子，李步雲至今有些激動，“那個時候，我精力非常充沛。晚上吃完飯稍微活動一下，7點左右就又開始工作，經常要到夜裡3點才睡覺，一天工作16個小時。”
　　這一年，李步雲吃、住都在中南海，多次為中央領導起草講話稿，這讓他很有“成就感”，例如，他曾為時任憲法修改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葉劍英起草講話稿。草稿中提出的兩項原則——“民主立法”和“審判獨立”均在1982年憲法修改時得到恢復。
　　“學法律的人不過三條路，一個是當教授做學問；一個是當律師或當企業高管，下海賺錢；再一個就是當官。”李步雲說，過去按照自己的性格，一定選擇搞研究。但中南海的工作經歷讓他改變了觀點，不僅他本人與決策層逐漸接近，還鼓勵年輕的法律人向仕途發展。信春鷹、夏勇都曾是李步雲在社科院法學所的同事，如今二人成功轉型。前者現任全國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後者現任國務院法制辦副主任。“到了那個位置，你就會發現，個人真的可能對中國的法治進程產生影響，可能帶來改變。而這種改變，正是學法律的人最希望看到的。”李步雲說。
　　影響力的“特殊道路”
　　離開中南海，李步雲仍以自己的方式推動法治。他利用各種為中央高層講授法治課程的機會繼續影響領導人。他向李鵬闡述過“依法治國”的學術理念；在吳邦國召開的研討會上，力主要將人權入憲；與中央政法系統官員吃飯、聊天，私下交流；到50多個省部級單位為領導人講課⋯⋯
　　特殊的經歷，讓李步雲形成了不同於其他法學家的做事風格。近年來，李步雲很少在敏感時期或針對敏感事件公開發表文章。李步雲說，他的選擇是，在各種正式、非正式的場合，利用一切機會，面對面地向高層人士提出建議。“這種方式，既不會讓高層感受到來自輿論的壓力，又能讓他們在決策過程中得到善意的提醒”。
　　因為這些相對直接的接觸，有人將李步雲稱作法學界的“善舞者”。李步雲曾經的同事、現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院長高全喜說，李步雲是一個更為理性的法學家，他的學說既充滿活力，又能在社會主義的話語體系中找到一席之地。他能夠在社會主義的框架下發展出一套法治理論與人權理論，作為分析中國當代法律問題的切入點。
　　“在中國，學者並不一定拘泥於某種特定的形式，大家根據各自的經驗和特長髮揮不同的作用。”李步雲說，有的人願意專門從事學術研究，提出有價值的觀點和理論；有的人適合向公眾傳播法治理念。而他自己，更願意選擇一條獨特的“建議”路線，潛移默化地對中國法治進程施加影響。  ★
（編輯：SN054）